“人工智能技术加速发展，新领域、新业态、新模式不断涌现，各种新型矛盾纠纷也相伴而生。”赵长新表示，当技术应用与人格权益发生冲突时，数字时代的司法应当优先维护个人的人格尊严，在个案中准确界定人格权的内涵与外延，筑牢数字化人格权益保护防线，“无论科学技术如何发展和应用，法院始终坚持对于人的基本权利的保护。”

 

　　比如，在全国首例“AI陪伴案”中，法院首次明确自然人的人格权保护及于其虚拟形象，认定被告未经许可利用AI技术擅自创设、使用自然人虚拟形象，构成对原告姓名权、肖像权等人格权的侵害。

 

　　案情显示，被告公司开发运营一款手机记账软件，其内置功能允许用户自行创建“AI陪伴者”，并可设置其名称、头像及与用户的人际关系(如恋人、亲属等)。原告何某作为知名公众人物，被大量用户选为陪伴对象，使用其肖像图片作为头像并设定关系。被告通过算法对“何某”AI角色进行分类和推荐，并提供“调教”机制，使用户可上传文字、图片等素材，经审核筛选后形成拟人化互动内容，模拟与何某真实互动的情景。原告认为该行为侵害其姓名权、肖像权及一般人格权，故提起诉讼。

 

　　法院认定，被告行为构成对原告姓名权、肖像权及一般人格权的侵害。被告未经许可使用何某姓名与肖像，并将其人格特征投射至AI角色，形成何某虚拟形象，属于对原告整体人格形象的使用，侵害了其姓名权与肖像权。

 

　　此外，AI角色与何某真人高度关联，使用户产生与其真实互动的体验，该使用方式未经同意，损害了何某的人格尊严与自由，侵害了一般人格权。

 

　　法院指出，被告通过产品规则与算法设计，主动组织、鼓励用户生成侵权内容并参与创设虚拟形象，已超出中立技术服务范围，应作为内容服务提供者承担侵权责任。最终判令被告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与经济损失。被告上诉后撤回，一审判决生效。

 

　　北京互联网法院在阐述案例典型意义时指出，本案明确自然人的人格权及其虚拟形象，未经许可擅自创设、使用自然人虚拟形象的，构成对自然人人格权的侵害；网络服务提供者通过算法设计实质参与了侵权内容的生成和提供，应按照内容服务提供者承担侵权责任。